记得80年代时，叱咤风云的文坛人物当首推评论家。哪一位新起或是复振的作家不是多少靠评论家的品鉴而声名鹊起？延伸一点，当初陈凯歌、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之成名，也全仗着郑洞天、李陀之辈在电影评论上竭力鼓吹。说得更准确一点，创作和评论本来就是互为需求，相得益彰的。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，情况大为变化。文学创作似乎不大景气（这当然是拿80年代的盛况作为标准），脍炙人口的作品不多见，能让人普遍说上几句的，不过是王朔、张承志、贾平凹等少数几位。给人的印象是现而今的作家圈子、评论家圈子地盘日见其小，圈内的对话依我看来有时候简直成了自言自语。某些作家的制作，似乎只是专门对某些评论家开放的，而反过来也是如此。更有甚者，以敝人所在的研究机构而言，进入90年代以后，学术风气明显变化。其特征之一，是注重“学术化”。“经世致用”的宗旨至少是被隐含，被括号化、被中立起来。与此相应的，是不注重价值判断，不急于做善恶优劣的评断。特征之二，是追求“史学化”，将学术的追求换化为历史的检索。与此相应，是不关心文坛的现状，对如今的创作与评论都失去了兴趣，隐隐然表现出一种“当下文学何足道哉”的态度。当初的学术而又兼评论家的人数大为减少。说白了，大都忙着做学问去了。
俗话说，形势比人强。学术风气的转移原本是无可奈何之事。尽管近日在《读书》上看到旷新年、韩毓海诸君的文章，对这种风气的转移颇多激昂之批评，但是将潮流逆转回来，却也不是短时间里做得到的。总而言之，先前的评论家转而做学问的不少，如今的学者再下评论之海的，却极少见。
依我之见，事情不必走到极点才考虑反向。我想，今日之文坛，文学批评仍然活跃，仍然有其生命。而且，从批评现状看，批评家者流的批评术也早已一分为八，恰如春秋时的儒家一样（可参见王岳川对文学批评界的分类），各自操演着熟练的枪法，扮演着立法与护法的角色。然而，我心里想的，却是另一件事。在学术界，尽管做学问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（主要是学者自身知识残缺，意欲创新而又必须补课），又大可不必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。“声声入耳”、“事事关心”的名训依然应该是我们所遵循的准则。说穿了，我希望的是，在如今的批评领域能够生长出一种或许可以称为“学人批评”的批评。
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传统特色，就是“诗文评”。尽管在历史上早就有学者不爱以文人自居的先例，但也确乎有大量学者甚至是重要学者在评诗，在衡文。顾炎武、王夫之都是例子，鲁迅先生更是如此。我不主张做学问，就一定是专门做历史，读典籍，当隐士。文学创作天地之大，岂有不容学人置喙的事情？举自己的一个例子吧。去年，应友人之约，为唐浩明的《旷代逸才》写一篇书评。开始觉得很难措手。现实主义、真实性、典型性之类的术语已经久而不用，十分生疏了，而新起的“后现代”批评技术又还不曾学会。弄到最后，偏巧读到了关于湖湘学风的著述，顿时与自己偶尔写过的文章联系起来，就湘学传统与湘学传人的关系，掂出王?运、杨度、蔡锷三人，对这部长篇小说做了些评论，效果似乎还说得过去。唐浩明趁近日赴京开会之机邀约相见，所谈的也依然是儒学、湘学与文学的话题。他说正在写张之洞，届时希望还有书评。由此可见，做学问，恐怕并不耽误做评论。有时候，有了合适的对象物，或许更可以借此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，甚至于可以从创作及批评的实践中得到学术上更多、更精准的证悟。这段话，似乎有自我鼓吹之嫌，其实我的本意是说，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各界别的专家，例如经济学界的朋友完全可以介入对商界小说的评论。例如经济学家、企业家们就很盼望有评论《胡雪岩》的好文章。社会学家、女性问题专家也似乎可以就如今众多的女性写作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农村社区问题专家也能够探讨一下《白鹿原》。恕我无知，不能一一举证了。
总之，学人也许有自己的专门职能，但是在诸多批评流派之中，尝试一下“学人批评”应该是可行的。
